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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克里斯朵夫,《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人眼中的二流小说,为何在中国奉为经典

互联网 2021-05-19 08:09:00

105年前,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凭借其长篇叙事史诗《约翰・克利斯朵夫》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舞台。

随后在世界范围内,罗曼・罗兰被“时代精神代言人”,“世界的良心”,“和平主义教皇”等诸多荣誉加身。一时间,他成为正义势力的精神领袖。

罗曼・罗兰

然而,与这本小说及作者本人所获得的国际荣誉相比,他们在本国可谓是命运多舛如大雪崩。

罗曼・罗兰的老乡,那位写下《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在评价《约翰・克利斯朵夫》时,就极尽嘲讽。

他直言这部小说不仅有矫饰、浅薄、庸俗、世俗的毛病,而且又好发议论,用“一大堆平庸的思想”议论,根本谈不上思想的深刻,其刻薄程度让人叹为观止。

他甚至认为罗曼・罗兰的写作不够真诚,甚至觉得他没有写作的才能可言。

国内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郑克鲁先生也补上一刀: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其实就是一部二流的作品,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与罗曼・罗兰的思想倾向有关系;二是小说的创新不够,是一部十足的现实主义小说”。

而翻开哈罗德・布鲁姆那本鼎鼎大名的著作《西方正典》,连罗曼・罗兰的名字一次都未出现过,他显然没把罗曼・罗兰放在正典之列,对其偏见不言自明。

当罗曼・罗兰及《约翰・克利斯朵夫》跨越时空、语言、文化,来到全然陌生的中国后,却受到了神明般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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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初的留法学生之中,有年轻的学子如梁宗岱、阎宗临、汪德耀、徐仲年等对罗曼・罗兰仰慕至深,翻译家傅雷也常与他书信往来,以至于罗曼・罗兰一度被中国留法学生奉为“精神父亲”。

傅雷先生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在中国不断被人翻译、出版、阅读,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可谓既深又远。

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柳鸣九就曾说:在中国,凡是有教养的人,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作品,几乎无人不晓,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还是这部作品热烈的赞美者、崇拜者。

巴金也曾说:“罗曼・罗兰更对我们的脾胃”。

学者夏志清也评价到:对于罗曼・罗兰及其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推崇,是许多作家提到的事实,而作家们也试图依据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英雄,却没有成功。

他只说对了前半句,路翎长篇小说《财主底女儿们》之中的人物蒋纯祖就是克利斯朵夫式的中国英雄。《财主底女儿们》这部小说当初刊登的广告词就是“中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该小说为何特别吸引20世纪的中国读者,尤其是其中的知识人,且更符合他们的脾胃?以至于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已经变成上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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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知识人的典型,既有文化上的独创性或创造性,又具有知识人特有的批判精神与道德担当,不论是社会批判,还是文化批判,都独具特色。

中国现代知识人对这部小说的领会,无疑要涉及对自己传统的体认,更重要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知行合一,符合中国知识人的实践哲学理念。

如学者牟宗三所说: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何谓“生命的学问”,他阐释道,“由真实生命之觉醒,向外开出建立事业与追求知识之理想,向内渗透此等理想之真实本源,以使理想真成其为理想,此是生命的学问之全体大用”。

约翰・克利斯朵夫由外则是音乐创作的不断精进,由内则是生命之中充溢着浩然之气,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品性的不断完成。至大则刚,立乎天地之间,这可谓生命之学问的本味真言。

作家王安忆对此也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写一个具体的天才,而是在写一种永恒的、自然的、生命的最精华。

进一步来说,就是知识人的最精华,主人公克利斯朵夫一生投身音乐、完成自己,也正中了中国文化所要求的完成一个人的价值诉求。

中国现代知识人,虽然与这完成一个人的境界有一定距离,为其生命的残缺样式,晚年能达到克利斯朵夫那样澄明境界的少之又少。

傅雷也曾写信对儿媳妇讲:

“就说我自己,也还没有度完克利斯朵夫的最后阶段:身为一个激进的怀疑论者,年轻时惯于跟所有形式的偶像对抗,又深受中国传统哲学道德的熏陶,我经历过无比的困难与无穷的痛苦,来适应这信仰的时代。”

但这毕竟是知识人的理想与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克利斯朵夫比中国现代的知识人更像他们心中自我认同的那个自己。

除了知识分子对主人公的精神认同,时代背景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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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以来,晚清政府不断地从失败走向更大的失败,中国面临着国将不国的惨烈局面。

自古就有家国情怀的知识人,也一直备受这种失败之耻辱的煎熬,他们无法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更不情愿在故纸堆里摸爬滚打终其一生。

当时中国的作家学者们感时忧国,时间精力大都投注于社会万象以及家国问题方面,他们对的西方小说家们的借鉴,主要还是知识上的同情与支持:或对他们作品的思想与说教,或对作家本人的直接发言,持拿来主义态度,像海绵吸水一样用力吸收。

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早已不再是学术上某几个细节的往前推进,而是国家的救亡图存。《约翰・克利斯朵夫》及其作者罗曼・罗兰进入中国也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次展开。

在抗战大背景下,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知识界被笼罩在灰色情调之下,许多知识分子在看不到社会前途的遁词下,逃避个人的战斗责任。

在这种窒息沉闷的气氛下,强调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也就是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斗传统,对于唤起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人”的尊严,唤起他们的斗争精神和斗争热情,是有益的。

不甘堕落的知识分子,经历着难以忍受的精神苦闷与物质生活的压迫,他们要求有一种足以冲破这沉浊气氛的力量,一种强大的生命力。

而《约翰・克利斯朵夫》恰恰是给予了这样一种鼓舞的力量,一种大勇者的战斗精神,自然它立刻收到精神饥渴的知识分子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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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部小说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得到热烈追捧,也不可不归功于傅雷先生。

傅雷有着不亚于罗曼・罗兰深厚的艺术修养,有着与其同样挺拔的精神人格和同样纯真赤诚的心灵。

他在上世纪译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之后,又历经多次修改,他不仅译出了作品的文字,更是译出了作品的生命,更参透了作者的思想灵魂,创造了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

有学者曾仅就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中主人公直视人生的“大勇者精神”进行过考证,发现中国新文学史个性鲜明的作家如巴金、胡风、路翎、萧军、白桦等人,都从约翰・克利斯朵夫身上汲取了充分的创作灵感。

无论是法国人眼中的二流小说,还是我们国人心中的经典,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都是一个超乎寻常的“贝多芬”式的英雄。

他有着高尚的灵魂和雄壮的声音,他的英雄行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身上昂扬的强奋精神和道德力量,曾激励了诸多青年,以后也将影响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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