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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蓉拜堂伦理小说,《红楼梦》的文学特殊性

互联网 2021-05-07 21:43:23

《红楼梦》的文学特殊性

红楼评论

蔡义江,1943年生,浙江宁波人。毕业于前浙江师范学院(后称杭州大学,现改浙江大学)。现任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等。是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借调至京,筹创《红楼梦学刊》,成立红学会。1986年,正式调京,任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部长,创办团结出版社,兼任社长、总编辑及《团结》主编,兼教于京杭高校。在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唐宋诗词、红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论红楼梦佚稿》、《红楼梦》校注、《蔡义江论红楼梦》、《红楼梦丛书全编》、《稼轩长短句编年》、《香港上海书局》、《清代文学概论》(日本每日交流社)、《宋诗精华录》注释、《宋词三百首》详析(台湾建宏书局)等。专著和论文曾多次获国家、省、市社科优秀成果奖。

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来谈呢%3f因为我国优秀的古典长篇小说并不只有《红楼梦》一部,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等,也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如果以故事在群众中的普及程度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大大超过了《红楼梦》。比如民间说书,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就极多,说《红楼梦》的就很少听说,只有北京和东北一带曾有过以满族民间曲艺形式演唱的“红楼梦子弟书”。那么,为什么《红楼梦》又独独高居于其他名著之上而被推崇为思想艺术成就最高、最伟大的文学巨著呢%3f我们提出文学的特殊性来,就是为探讨这个问题,看看它在哪些方面的成就是其他优秀小说所无法比拟的。

我们都知道,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只传世80回,现存的120回本其后40回是后人续写的。许多人都说是高鹗,其实不是。在程伟元、高鹗之前,已有不知名者续写了40回,程、高是在这个续书的基础上分工整理补足成120回的。小说既非由曹雪芹一个人构思、从头到尾写成的,它就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整体。前80回与后40回相比,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有明显的落差,情节安排和形象描绘,也有前后不一致、甚至矛盾抵触之处。所以,我们在谈其文学特殊性时,主要还是依据曹雪芹的原作文字,以及可以确知的作者意图。

一、以切身感受的事为题材

写小说以切身感受的事为题材,这有什么特殊的呢%3f现在凡是写小说的人,哪一个不是这样做的呢%3f除非他写的是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或者童话故事之类。是的,这在今天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可是回顾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就发现后来的小说是在以前的史传文学、笔记小说、民间传说以及各类话本的基础上逐渐成长、发展起来的。因此,我国传统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总是在述说前人的故事,或取材于史书,或据传说演绎;即便有取自当代社会的,也多为奇闻轶事之类,则属不相干者在说他人的故事。所以,小说是小说,作者是作者。读者、评论者也只看小说写得如何,却没有人去关心小说的作者。因为谁都知道,无论是罗贯中、施耐庵还是吴承恩,都与诸葛亮、宋江、孙悟空拉不上任何关系。《红楼梦》则不然,它是在作者亲见亲闻、亲身经历和自己最熟悉的、感受最深切的生活素材基础上创作的。这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这一点上说,它已经跨入了近代小说的门坎。

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我们说曹雪芹以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来作为创作小说的题材,并不等于说《红楼梦》中描写的那种风月繁华生活,就是曹雪芹自己经历过的生活,或者说曹雪芹也曾有过像贾宝玉那样的“富贵闲人”的经历。--这是迄今为止许多《红楼梦》研究者认识上都还存在着的误区。说误区,是因为这不符合史实。曹雪芹亲身经历过的只能是《红楼梦》80回后贾府事败被抄没后可能有的那种生活;至于前半部所描写的种种繁华盛况,只能属于他的“亲见亲闻”。

为什么这么说呢%3f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插上几句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我完全赞同梅节先生最能令人信服的说法:曹雪芹死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春天(详见其《曹雪芹卒年新考》,原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3期,后收入梅节、马力:《红学耦耕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这和“癸未说”的公元纪年相同。至于“壬年除夕”(早一年)四字,那是畸笏叟批语“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之下所署的时间。同年他尚有“壬午春”、“壬午季春”、“壬午孟夏”、“壬午九月”、“壬午重阳”等数十条批语。甲申春,敦诚写过两首《挽曹雪芹》诗,其中一首有两稿,一曰“四十萧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一曰“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3f”这是可确定曹雪芹生卒年最可靠的材料。理由有三:①写挽诗是不可以将死者的岁数减少的。若雪芹活了四十几岁,而只举其整数四十,是完全不合适的。说四十就只能是四十。②死者的年龄,活着时可能连好朋友都搞不太清楚,但死了就清楚了。因为那时要发讣告,要将享年书于“铭旌”。所以此时提到死者的年龄是最可信的。③挽诗写了又改,但前后两稿别的话都有改换,独独起头“四十”二字不改,更说明这“四十”不是随便写下的大约岁数。卒年和享年既可确定,从1764年上推40年,曹雪芹应生于1724年,即雍正二年便无问题。这与周汝昌先生考定的生年一致。雪芹出生时,伯父曹病故(1715)已九年;祖父曹寅病故(1712)已十二年。朝廷下旨抄曹家是雍正五年底,执行在六年初,同年曹氏家人便迁回北京,靠拨还崇文门外蒜市口少量房屋度日。其时,雪芹才四、五岁,还是个学龄前的幼儿,当然不可能有过风月繁华的生活经历。若说到了北京后,曹家渐中兴了,后来又遭第二次抄没,才彻底败落的,这实在是既无可能性也没有任何史料依据的揣测。

作这样揣测的人,与主张曹雪芹是曹遗腹子曹天佑或者总想雪芹能活到四十八、九岁的人一样,他们大概都卡在两个问题上了:一是曹雪芹如果没有风月繁华生活的亲身经历,就写不出《红楼梦》来;二是小说中的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所以总想让曹雪芹有机会过上一段那样的生活。可是事实上,从雪芹懂事起,曹家已经败落了,大观园里的怡红公子的那种富贵悠闲生活,他连一天也没有过过。

那么,《红楼梦》又是怎么写出来的呢%3f

曹雪芹随家人回北京后,在他成长的岁月中,曹寅、曹两代孀妇即其祖母、伯母,以及父母辈、亲友、家人(拨还曹家少量房屋时,还发还家奴三对)等,毫无疑问地会常常绘声绘色地给他讲述家中昔日的盛况,在这位天才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从而激起他无比活跃的想象力,令他时时神游秦淮河畔老家已失去了的乐园。直至二十多年后,他仍会忍不住向友人说起先祖当年荣华富贵的盛况,说得又是那么具体生动、有感情,仿佛曾身临其境,竟使比他年轻得多的敦敏、敦诚兄弟误以为那些风月繁华的盛事是雪芹早年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所以有“秦淮风月忆繁华”(敦敏《赠芹圃》)、“废馆颓楼梦旧家”(敦诚《赠曹雪芹》)等诗句;更笑话的是还说:“雪芹曾随其先祖(曹)寅织造之任。”(敦诚《寄怀曹雪芹》诗“扬州旧梦久已觉”句原注)其实,雪芹要真能回忆起他祖父曹寅时的种种盛况,那就非得再早出生二十多年不可。

由于雪芹祖上几代人与皇家的特殊亲近关系(如其曾祖母孙氏曾为康熙的保母,被诰封一品太夫人;曹寅少年时即近侍康熙,一直都是亲信),曹家在京城跟高层有姻戚关系或世交旧谊者必不少,尚为孩童的曹雪芹是可毋须避嫌地被人领着进那些豪华的大宅深院的,这会使他增长见识和加深感受。此外,宗室贵族中由往昔的玉堂金马,现如今的陋室蓬窗的升沉变迁,雪芹所见所闻一定也多。这些都会深刻地影响他对政治、社会和人生的看法,也给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永忠《吊雪芹三绝句》之三)曹雪芹把广泛搜罗所得的素材,结合自己家庭荣枯的深切感受,加以酝酿,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一部描绘风月繁华的官僚大家庭到头来恰似一场幻梦般破灭的长篇小说构思,便这样逐渐地形成了。

所以,《红楼梦》写的不只是一家一事一人,它不是自传体小说,也不是小说化了的曹氏一门的兴衰史。虽然在小说中毫无疑问地融入了大量作者自身的见闻、经历和自己家庭兴衰变化的种种可供其创作构思的素材,但作者搜罗并加以提炼的素材的来源和范围,都要更广泛得多。作者的目光和思想,更是从几个家庭扩展到整个现实社会和人生。《红楼梦》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最大胆、最巧妙、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艺术虚构。所以它反映的现实,其涵盖面和社会意义是极其深广的。

贾宝玉常被人们视为作者的自我写照,以为曹雪芹的思想、个性和早年的经历,便与宝玉差不多,甚至以为曹雪芹也自幼爱弄脂粉钗环,爱吃女孩儿嘴上的胭脂。其实,这是很大的误会。两者的生活环境、贫富条件完全不同,其意识和言行也不可能处处相似。当然,作者确有将整个故事透过主人公贾宝玉的经历、感受来表现的创作意图,所以虚构并撰写了此书的“石头”亦即”通灵宝玉”伴随宝玉入世,并始终挂在他的脖子上,以示书中的一切“离合悲欢,兴衰际遇”,都是作者自己的见闻和感受,并非任意编造。同时,也必然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运用了自己的许多生活体验,注入了自己的某些思想观点,但这毕竟与作者要写自传或照着自己来写贾宝玉是两码事。发生在贾宝玉身上的事和他的思想性格特点,也有许多根本不属于作者。

贾宝玉是曹雪芹提炼生活素材,综合和强化某些典型性格特征后,成功地创造出来的全新艺术形象。如果找人物的原型,无论是作者自己、他的叔叔或别的什么人,只怕谁也对不上号,因为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人。脂砚斋是熟悉曹家和雪芹自幼情况的,连他也看不出宝玉究竟像谁,他说:

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第十九回脂评)

这是文学作品中典型性格创造理论在我国出现之前,最准确、最生动的描述。可知,贾宝玉形象完全是曹雪芹创造出来的,犹鲁迅之创造了阿Q。

其他如林黛玉、薛宝钗也是这种情况。脂砚斋说:“钗、玉名虽二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第四十二回脂评)“合而为一”是指“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一回中钗、黛释疑和好了。此话无论正确与否,也无论你是否同意他那样解释钗、黛之间的关系,有一点却不可否认:即熟知雪芹生平情况的脂砚斋,也不认为生活中实有此二人,书中写成二人,只不过是作者的“幻笔”。这也足可证明钗、黛也不是按生活原型实写的,而是艺术虚构的形象。

二、再现生活的广阔画面

《红楼梦》具体、细致、生动、真实地展示了作者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中广阔的生活场景,礼仪、习俗、爱情、友谊、伦常关系,种种喜、怒、哀、乐,以至饮食穿着、生活起居等等琐事细节,无不一一毕现。这也是以前小说从未有过的。

我国小说历来受史传体文学很深的影响,总着眼于事件本身,着眼于故事情节,而忽略表现生活和生活环境。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家都很熟悉。书中虽写到他有个儿子叫关平,却从不提及关公的家庭、妻室等私生活,这一点与史书《三国志》无异。至于刘备,是写了他的几位夫人,可那是在什么情况下才写到的呢%3f甘、糜二夫人曾被围于曹营,不写此事,又怎能写关云长封金挂印,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和古城会呢%3f糜夫人在长坂坡把儿子阿斗托付给了赵子龙,自己投井而死。不写此事,就没有后来继位的刘禅了。再有一位孙夫人,因为有她,才有“吴国太佛寺看新郎”,新房后埋伏着刀斧手,因诸葛亮的妙计,使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看来,一无例外地是在写事件而非生活。所以,我们读了《三国演义》,终究也无法知道汉末三国时代人们的现实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爱情在人生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大量动人的情歌。这一传统在诗歌领域中一直保诗着。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许多诗作,尽管可能都另有政治寄托,但它们在许多读者心目中,都是被作为爱情诗而受到普遍喜爱的。词,在这方面就比诗更花繁叶茂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再后来是戏曲,《西厢记》和《牡丹亭》使《红楼梦》中宝、黛等少男少女都为之而痴迷了,可见其艺术感染力之强。可独独在小说中,它迟迟未能开花结果,有的只是如《红楼梦》开头部分所说的“终不能不涉于淫滥”的才子佳人书,那些书中“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至于传奇、话本之外的长篇小说,就更没有爱情描写的地位了。如《水浒传》中有一点涉及男女关系的情节,却也没有深入到人物真正的感情世界中去,有的只是淫夫淫妇的贪色、勾引、私通、谋害和仇杀。《红楼梦》把爱情描写从诗词、戏曲的领域中搬到了小说里,并极大地加以发展和提高,使之更深刻、真实、动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重要的首创。

再说人人每天都离不了的饮食吧,又有哪一部小说认真写过呢%3f读《水浒传》,大家会有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印象,或者还记得鲁智深把吃剩的一条狗腿揣在怀里,荒山野坡的黑店里甚至还卖人肉包子。但我们毕竟无法知道水泊梁山寨子里好汉们每天的伙食究竟如何,早点吃的是什么。《红楼梦》则不然,一顿螃蟹宴就写得令人仿佛亲临其席。从螃蟹的价格、吃一次的花销,到煮好放在蒸笼里,须趁热拿出来吃,体弱的人只宜尝点夹子肉,还得喝一小口烧酒之类,无不写得头头是道。现在餐馆里供应顾客吃蒸螃蟹,常常只有醋,不上姜。我想,如果他们记得《红楼梦》中有诗说“泼醋擂姜兴欲狂”,又说“性防积冷定须姜”就好了。因为螃蟹只有就着生姜末一道吃,才不易闹肚子。现在许多大中城市都有餐馆请名厨师设计做“红楼宴”,各色点心,还有刘姥姥吃过的“茄鲞”等几十种菜肴,其名目甚至是做法都是从《红楼梦》中来的。却未闻有“水浒宴”、“三国宴”。还有写喝茶,光《栊翠庵茶品梅花雪》一回,便把中国茶文化的特点,表现得十分精彩动人。总之,《红楼梦》令人耳目一新地将当时一个封建官僚大家庭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多角度地、生动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了。

曹雪芹当然不可能知道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著名的现实主义理论。但他在强调自己所写的小说特点时说:

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第一回)

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美学理想,也正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他坚持这一美学理想和忠实于这一理想的艰苦实践,又使其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小说创作,自然而然地符合了恩格斯所说的这一普遍性法则。相比之下,后40回续书中,有着明显任意性的“调包计”,以及宝钗、黛玉在同一天、同一时辰内一个拜堂成亲,一个含恨咽气等非现实的戏剧性情节的安排,就难免失之于“穿凿”了。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人类历史无尽的长河中,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了,有谁能将它留住%3f现代科技进步,还能将历史的某一瞬间的画面和片断情景用摄像、录音手段保存下来,至于看不见也听不到的人们的思想活动和内心的声音,就只能是一个永远叫人猜想的谜了。史书、笔记可以记下某些历史人物的命运、事件的始末,却无法像《红楼梦》那样再现两个半世纪前的生活画面,让我们仿佛也进了大观园,亲身领略和感受到早已逝去年代里所发生过的一切。《红楼梦》的这一不可替代的价值,是绝不应该低估的。

三、突破传统的旧方法写人

《红楼梦》一出来,传统的写人的手法都打破了,不再是好人都好、坏人都坏了。作者如实描写,从无讳饰,因而每个人物形象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这一看法是鲁迅先生首先提出来的。

在《红楼梦》之前,长篇小说中创造的人物形象,多数是善恶分明的,作者的倾向性也表现得比较明显,不像现实生活中的活人那样,往往一时难辨其好坏。比如说诸葛亮吧,在小说中他是一个十足理想化甚至神化了的人物,已成了智慧的化身,你很难从他身上找出什么缺点来。再比如高俅,他先是流氓无赖,后成了奸邪权臣,坏事做绝,除了踢得一脚好,你再也找不到他还有哪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倒是神怪人物孙悟空、猪八戒性格、品行还复杂一点。这当然不是说那些小说中的形象塑造得不成功,不是的,而只是说在小说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不同美学理想和创作思想支配下写成的小说,其人物形象的艺术特色和价值各不相同。当然,形象的社会意义自然也不一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贾探春、史湘云、晴雯、鸳鸯,都非十全十美;贾琏、贾蓉、薛蟠、甚至贾雨村,也并未写成天生的十足的坏蛋。至于像王熙凤那样形象最鲜明生动、最丰满复杂,又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人物,更不能简单化地将她归之于好人或坏人、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之列。

香港中文大学已故教授、著名红学家、翻译家宋淇说,曹雪芹写了四百多个人物,与莎士比亚所写总数差不多。但莎士比亚的人物是分散在三十几个剧本中的,而曹雪芹则将他们严密地组织在一部作品中,其中个性鲜明生动的形象也不下几十个(参见其《红楼梦识要》,中国书店2000年12月版)。这话是不错的。小说中主要人物或用较多篇幅写到的人,固然形象生动,但有时即便是只有几句话的人物,也能惟妙惟肖地将其身份、个性勾勒出来。如写秦氏之丧,贾珍为使丧榜上能写得风光些,想花钱给贾蓉捐个官衔,恰值宫中太监总管戴权来上祭,贾珍顺便说出要给儿子捐个前程的话。戴权不但对其用意领会得极快,还开口就称贾蓉为“咱们家的孩子”。脂砚斋评曰:“奇谈!画尽阉官口吻。”

在《红楼梦》诸多人物中,贾宝玉形象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社会意义。脂砚斋曾想为读者剖明宝玉之为人,但却因评不出他“终是何等人物”而感到无奈。他说:

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第十九回评)

脂砚斋的话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这是个“今古未见之人”,他是曹雪芹创造出来的全新的艺术形象;二、他并没有被写成一个完人,反而是一个相当矛盾复杂、很难用世俗的道德观念或为人标准来评说清楚的人物。这实在并不奇怪,刚刚从污浊腐臭的淖泥中冒出来的新苗头,怎么能立即被庸人俗眼完全认识和理解呢%3f

我们今天看来,贾宝玉是一个封建传统观念中“行为偏僻性乖张”、“古今不肖无双”的贵族子弟。他怕读被当时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四书》,却对道学先生最反对读的《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闲书爱如珍宝;他厌恶封建知识分子的求仕道路和以八股文章取士的科举制度,讥讽那些热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嘲笑道学所鼓吹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大丈夫名节”是“胡闹”。特别是他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他向往的是一种不沾尘世污浊和俗念,能保持自然天性和彼此友爱的无拘束、无压迫、无欺诈的自由幸福生活。在丫环、僮仆、小戏子等下人面前,他从不以为自己是“主子”,别人是“奴才”,总是平等相待,给予真诚的体贴和关爱;他往往关心别人超过关心自己,有时竟会达到忘我的境地。从这个“于国于家无望”的封建逆子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时代的征兆,封建主义正在趋向没落,民主主义思想已逐渐萌芽。

四、全书有机的整体结构《红楼梦》全书的结构,与我国其他古典长篇小说相比,可以说是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具有一种成熟的艺术性精巧结构。《三国演义》是在客观的历史框架基础上,据基本史实的脉络,把人物活动和故事情节巧妙地结构编纂起来的。尽管这也极不简单,需要作者有丰富的写作经验和很强的史料组织能力,但毕竟人物和故事的安排,大体上是有规定的:汉末的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到三分鼎立,最终晋朝的统一,以及其中各方势力的强弱盛衰、重要战事的胜败结局、人物的存亡命运等等,都是确定了的,不能改变的。所以其结构也不同于一般小说,且不细论。《水浒传》则是“板块结构”,总的是前后两大板块,前面是各路英雄被逼上梁山,后面是受招安、为朝廷利用、起义归于失败。其中又有若干小的板块,如宋江、林冲、武松落草前,都有相对独立的大段故事情节;受招安后又有打方腊和征辽等相对独立的故事。这与小说原本是在民间传说特别是在说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最终才由小说家连缀、组织,统一加工而成的有很大的关系。《西游记》也分前后大小不等的两块,前面是齐天大圣大闹天宫的故事,后面是唐僧取经的故事。取经故事是书的主体,其情节则是“念珠式结构”,即唐僧师徒一路上遇到九九八十一难,每一难就像一颗念珠,由一条西去取经的线串连了起来。外国人翻译此书,有嫌念珠过长的,有重复之累,就把一些他们认为较次要的难关和妖魔删去,只保留最精彩的章节,如斗铁扇公主过火焰山、三打白骨精之类,结果也挺不错。本来嘛,念珠串可长可短,珠子也未必定要八十一颗才行。《儒林外史》则像是很多短折子的连缀,一个故事接着另一个故事,写到后面,丢了前面,并无什么关照和呼应;读着前面,也不知后面写的会是什么,可称之为“集锦式结构”。《红楼梦》构思完整,精细而严密。情节的安排、人物的言行、故事的发展,都置于有机的整体结构中,没有率意的、多余的、游离的笔墨。

贾府是一个与史、王、薛三家皆联络有亲的大家族,要写到的人物极多。如何先给读者一个总体的初步印象,不至于读下去弄不清彼此的关系,是颇费心机的。这才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一回,通过酒店闲话,把宁、荣二府的人物关系,不知不觉地作了概况介绍。小说的故事情节,主要在大观园背景中展开,而园子的规模是很大的。如果没有贾政携宝玉与清客们察看刚竣工的园景并“试才题对额”的情节,一一描绘各处山水庭院的位置、特点,我们能获得如此深刻的印象吗%3f正如乾嘉时一位叫二知道人的红学家所说:“写荣国府之世系,从冷子兴闲话时叙之;写荣国府之门庭,从黛玉初来时见之;写大观园之亭台山水,从贾政省功时见之。不然,则叙其世系,适成贾氏族谱;叙其房廊,不过此房出卖帖子耳。雪芹锦心绣口,断不肯为此笨伯也。”(《红楼梦说梦》)我转而想到有些外国小说,为介绍故事发生的背景,往往用很长的篇幅,去作静止的环境描写,或者故事刚开始不久,就出场了一大批人物。这样一来,读者不是感到沉闷,失去读下去的耐心,便是搞不清、记不住谁是谁,须不断去翻看人物表才行。诸如此类的文字,恐怕不能算作是很高明的写法吧。

《红楼梦》的文字往往前后照应,彼此关合。绛珠仙子要为神瑛侍者眼泪还债的神话,已在小说一开头就预示了男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性质;太虚幻境薄命司中的册子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曲,也都注定了女儿们的归宿和贾府一败涂地的结局。以个人为例来说,后来遁入空门的四姑娘惜春,书中首次描写到她时,她正同水月庵小尼姑智能儿在一起玩,周瑞家的送来宫花,惜春笑道:“我这里正和智能儿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她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儿来;若剃了头,可把这花儿戴在哪里呢%3f”你看这是随便写的吗%3f故脂砚斋批曰:“闲闲一笔,却将后半部线索提动。”(第七回评)

小说中人物的吟咏、制谜、行令,更常有带“谶语”性质的地方。从消极方面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含有宿命论和神秘主义成分,这与曹雪芹思想上确实存在着深刻的悲观主义有关。从积极方面说,它能增强艺术表现上因暗伏灰线蛇踪、蛛丝马迹,而使人叹服其全书结构之谨严奇警的效果。这方面拙著《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一书(中华书局2001年版)中逐一地都有详细的说明,可以参看,这里就不一一赘举了。

《红楼梦》还有个现象很值得研究,就是它的各种续书数量最多。不算今人新近续作的,就有十五六种,这是小说史上从未有过的。曹雪芹原作极能吸引人,又在二十多年内“神龙见首不见尾”,只能读到八十回;后来出了一百二十回“足本”,对后四十回续书,一些人又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等等,自然都是原因。但倘若此书不是如此完整的结构,可激发起读者对情节发展和人物命运的种种遐想(比如像知前不知后的“集锦式”结构的《儒林外史》),是否也有这多人想到要去续它,实在是大可怀疑的。

总之,曹雪芹在落笔时,总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贯始终的,所以读来让人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这样的结构行文,不但为我国其他古典长篇小说中所未有,即便是近代小说也不曾见过。

五、以假存真的特殊手法

《红楼梦》第一回以“甄士隐”、“贾雨村”两个名字标为回目,实有“真事隐(去),假语存(焉)”的寓意在(曹雪芹一定对为他的书加评语的脂砚斋说过这一意图,可脂砚斋将后半句“假语存焉”错听成“假语村言”--说错,是因为这四字组不成短语,除非是说“假语虚言”或“俚语村言”方可;若只谐音三个字,则“假语村”更不成短语;还将听错的话写入《凡例》末段,后来这一段又移作首回回前评,并被传抄者混为正文,“假语村言”四字,遂讹传至今)。作者想以假存真(用假的原因自有政治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文学创作的等等),实录世情,把饱含辛酸泪水的真实感受,用“满纸荒唐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其内涵和手法,自然都很值得研究。本来,文学创作上的虚构,也就是“假语”、“荒唐言”。但《红楼梦》的虚构,并不全同于创作文学作品时不可或缺的那种一般意义上的虚构,它有相当特殊的地方。至少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除实写都中的贾府故事外,又虚写一个在南京的甄府。这两家“是老亲,又系世交”,且各方面都一样,甚至有一个从外貌、性情到境遇都处处相同的宝玉,甄府简直就是贾府的镜中影。这样虚构的用意何在呢%3f有一点是明显的,即“贾”既可谐“假”,“甄”既可谐“真”,那么,贾假甄真,必要时就可用来互补、点醒。所谓将贾府视作甄府时,甄府也就是贾府了。这也是小说两次强调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对联的一种隐义。比如,小说中大家庭由盛极而衰败,其故事的地点,作者本想:既用自己家事为多,应说它是南京;但如果当真那样写,便太显眼了,难说没有明眼人会将它与曹家的荣枯联系在一起。所以,不得已,只好将地点移至都中。在这一点上,都中是假,故称贾府;南京才是真,故有甄府。为此,作者也还虚点了一笔说,贾府的老家本也在南京。还通过贾雨村之口说:“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它(贾府)老宅门前经过……”你看,特地点出“石头城”来,可知书名本也叫《石头记》,不但表示是石头所记叙的故事,也暗示是石头城的故事。同样,小说中的群芳总称为“金陵十二钗”(虽然有的根本不是金陵人),而不叫“燕京十二钗”,怕也是这个原因。

再比如,曹雪芹不能在小说中明写他祖父曹寅曾四次亲自接待南巡的康熙皇帝这段荣耀的家史,却又不甘心将如此辉煌的自家盛事埋没,能写的只是大小姐元春回到自己家里来省亲这样的虚构故事。于是就通过人物聊天,从省亲说到当年皇帝南巡,带出江南甄家“独他家接驾四次”的话来。这样,叙述描写的对象虽属贾家,却以甄家来点真事。故脂评于此说:“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语看。”“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后四十回续书作者既不了解雪芹的家世,也不明白这样写的意图,呆呆地添出一个走上正路的甄宝玉来,而使这一有特殊用意的虚构变得完全多余和毫无意义了。

二、有意识地以小寓大,以家喻国。这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我们说过,小说所写不限于曹氏一家的悲欢,经过搜集、集中、提炼和升华,它的包容性要大得多。我们发现,作者还常常有意识地以小寓大,以家喻国,借题发挥,把发生在贾府中的故事的内涵扩大成为当时整个封建国家的缩影。从这一角度看,小说把主要故事情节限于贾氏一个家庭之内,更把人物的主要活动范围圈定在一个好像是与世隔绝的大观园女儿王国之内等等,也都带有“假语”、“荒唐言”的成分。

“文革”期间,我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陈企霞遭江青迫害,下放在杭州大学安吉“五七”干校受管制,分在炊事班里。当时我恰巧当炊事班长,与他很谈得来,常聊天,当然只能在夜深人静、“五七”战士们入睡之后。一次,谈到《红楼梦》,他说自己有个荒谬的想法:总以为贾府中王夫人、王熙凤等人与邢夫人、赵姨娘等人的矛盾,是在写政治上当权派与在野派的矛盾斗争。我当时就说他的看法有道理。的确,像凤姐岂是通常的管家婆形象%3f她有很强的政治性。在“协理宁国府”一回中,她分析弊病之所在,采用“岗位责任制”,明确职责分工和自己以身作则,严格制度,不徇私情的办法,很快地就整顿好了宁国府的烂摊子。作者在回末对句中赞曰:“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由治家联想到治国,凤姐就像是一位能干的国务大臣。在她擅权敛财或害人时,脂砚斋也将她与贾雨村比作“一对乱世奸雄”。贾府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有点像一个小小的封建社会、封建国家:有掌实权的,也有无权过问的;有能沾到好处的,也有发生利害冲突的;有制度改革,也有阴谋陷害……正好借题发挥。产生这种写法可能性的基础,是在封建时代的家与国,都存在着严格等级区分的宗法统治,两者十分相似。在一个权势地位显赫的封建官僚大家庭中,尤其如此。

大观园是曹雪芹的胸中丘壑,早岁吞之于胸,撰书时吐之于笔罢了。在当时的任何豪门私宅中是找不到的。它被放大成圆明园那样只有皇家园林才有的规模,这不是偶然的。试想,如果只有一般花园那样,几座假山、二三亭榭和一泓池水,故事又如何展开呢%3f不但宝玉随父察看园林时,每见一处风景便题对额的“乾隆遗风”式的情节无法表现,连探春治家,将园林管理采用承包制的办法来推行兴利除弊的改革,也没有必要和不可能写了。大观园里,从“琳宫绰约,桂殿巍峨”被称作“天仙宝境”的省亲别墅,到有山门、花木繁盛、环境清幽的佛院禅堂栊翠庵,无不应有尽有;就连鹅鸭戏水、禾蔬分畦,杏花桑柘之中,数楹竹篱茅屋的田庄稻香村,也都能见到。虽然那些农村景象乃人力所为,不是真的,但被邀来游大观园的刘姥姥却是货真价实的乡村农妇。“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工夫筑始成!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赐大观名。”元春这首总题大观园的诗,不是也可以解读成:这花费多年时间、辛苦构思写成的小说,所描写的是从皇家到百姓、形形色色、包罗万象、蔚为“大观”的情景吗%3f

六、中华文化的综合体现文艺的式样、种类,随时代前进的脚步,逐渐从单一趋向综合。唐传奇往往在叙述故事的主体文字外,加入一二首诗,篇末有一点议论,被人称之为“文备众体”。自从戏曲本子上了舞台后,表演、音乐、舞蹈、服饰、布景等等都加进来了。现代的电影、电视艺术,其综合因素更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而大大增加,这是谁都知道的。可是在小说这一文学形式中,要多方面展现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就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可以说,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哪一部小说能够做到。《红楼梦》却能在极大程度上综合体现了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

《红楼梦》的主体文字是早期的白话,但它又吸纳了文言文及其他多种文体表现之所长。有时,对自然景物、人物情态的描摹,也从诗词境界中泛出,给人以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特殊韵味和美感。这一点是脂砚斋最先指出来的。宝玉惦记着丫头红玉(小红),却不见她在,便出房门东瞧西望,“一抬头,只见西南角游廊底下栏杆外,似有一个人在那里倚着,却恨面前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脂砚斋于此批道:“余所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泛出者,皆系此等笔墨也。试问观者,此非'隔花人远天涯近'乎%3f可知上几回非余妄拟也。”(第二十五回)所引“隔花”句出自金圣叹批《西厢记·寺警》中莺莺所唱《混江龙》曲。

小说中描绘人物形象,少见其用眼、鼻、唇、齿、脸、体态如何等实写,而往往只借设喻,用空灵的虚笔,来引人体会其风度神韵。如形容警幻仙子的美丽:

其素若何%3f春梅绽雪;

其洁若河%3f秋菊披霜;

其静若何%3f松生空谷;

其艳若何%3f霞映澄塘;

其文若何%3f龙游曲沼;

其神若何%3f月射寒江。(第五回赋)

这样的写法,大概很为金庸所欣赏,于是在他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开头,描写一位回族侠女“翠羽黄衫霍青桐”时,便不客气地借用了过来,说:那女郎秀美中透着一股英气,光采照人,当真是丽若春梅绽雪,神如秋蕙披霜;两颊融融,霞映澄塘;双眉晶晶,月射寒江。(第一回)

对林黛玉的描写也如此。说她“闲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第三回)。本来,花、柳的外形,与人毫无相似之处。然而,凭借文学中的传统意象和人的丰富想象力,却能把差距极大的两者联系起来。在诗词中,这已是司空见惯的。李清照的名句:“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即是。

写景物的就更多了。如写贾宝玉在石上看《西厢记》时,“只见一阵风过,把树上桃花吹下一大半,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第二十三回)。相仿的还有史湘云醉卧石上,“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红香散乱”(第六十二回)。我们读时,只觉得这景象写得很美。殊不知唐代诗人李贺早有“曝背卧东亭,桃花满肌骨”(《题赵生壁》)的诗句了。

《红楼梦》中写入了大量的诗、词、曲、辞赋、歌谣、联额、灯谜、酒令、谏文……这才是名符其实的“文备众体”,且又都让它们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他小说也有把诗词组织在故事情节中的,比如某人物所写的与某事件有关的诗等等,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则是可有可无的闲文。如一百回本的《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其中的诗和骈体赞文,就比后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或七十回本多得多。但多数都是无关紧要的附加文字,若将它们删去,并不影响内容的表达,有时倒反而使文字更加紧凑、干净。《红楼梦》则不然,它的绝大多数的诗词曲赋,都是溶合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的。如果跳过去不看,常常不能把前后文意弄明白,或者等于没有看那一部分的情节。比如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所看到的十二钗册子判词和《红楼梦曲》,倘若我们略去不看,或者也像宝玉那样“看了不解”,觉得“无甚趣味”,那么,我们能知道的至多是宝玉做了一个荒唐的梦,甚至连自己也有点像在梦中。

小说中拟写人物所吟咏的诗词作品,能“按头制帽”(茅盾语),做到诗如其人,一一适合不同人物各自的个性、修养、志趣、气质。林黛玉的风流别致,薛宝钗的雍容含蓄,史湘云的清新洒脱,都各有自己的风格,互不相犯,这一点最为难得。林黛玉作《桃花行》,宝玉一看便知出于谁手。宝琴诳他说是自己写的,宝玉就不信,说:“这声调口气迥乎像蘅芜之体”,还说:“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之句,妹妹虽有此才,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第七十回)这些话表明作者在模拟小说中各人所写的诗时,心目之中先已存有每人的“声调口气”,“潇湘子稿”绝不同于“蘅芜之体”,而且在赋予人物某些特点时,还考虑到他的为人行事以及与身世经历之间的联系。因此,还有些就诗歌本身看,写得或平庸、或幼稚、或笨拙、或粗俗、或猥亵,但就模拟对象来说,却又是惟妙惟肖、极其传神的作品。从中也可看出,作者在小说创作上坚持“追踪蹑迹”地忠实模写生活的美学理想。

有一次,有人问我:“你是研究《红楼梦》的,你说说,那里写到的许多方子能不能吃%3f”我想了想,说:“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中的方子多数不能吃,而后人续补的后四十回中的方子倒能吃。”他觉得很奇怪,我向他解释:曹雪芹是精通医理的,但他只以其博学来写小说,而非写医药手册;只考虑刻划人物、描写情节的需要,并不是给人作治病参考的,所以不能呆看,随便搬用。何况他谈笑风生,极富幽默感。这一点恰恰是后四十回续书所没有的。我说不能吃,因为有的方子根本治不了病。比如用“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的“疗妒汤”,疗效如何,郎中自已就已说了:“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横竖这三味药都是润肺开胃不伤人的,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3f那时就见效了。”(第八十回)有的方子几乎办不到,如所谓能解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的“冷香丸”,要用白牡丹、白荷花、白芙蓉、白梅等四季花蕊,加雨水日的雨,白露日的露,霜降日的霜,小雪日的雪拌和……这样玄而又玄的海外方,谁又曾试制出来并临床实验过%3f有的方子的组成无可挑剔,效果却让人猜不透,如太医为秦可卿开的药方,众人都佩服得很,而患者却令人“疑心”地死了。胡庸医给外感风寒的晴雯开处方,书中未详列,只写宝玉看时,上面有紫苏、桔梗、防风、荆芥等药,后面又有枳实、麻黄,便说:“该死,该死!他拿着女孩儿们也像我们一样治,如何使得!凭她有什么内滞,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起!”直至玉太医将麻黄、枳实换了当归、陈皮、白芍等药,又减了分量才罢。所言全是内行话,道出了传统医学施治因人而异的特点。还有贾瑞因妄动风月之情得病,书中说他“诸如肉桂、附子、鳖甲、麦冬、玉竹等药,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见个动静”,就像老中医讲笑话,说得何等风趣!诸如此类,都只诙谐谈笑,从不炫耀自己的医药知识,却又字字不背医理。这才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家。续书的作者不懂得这一点,每写一张方子,必一本正经地去抄医书。所以只要你的病状与书中所写相同,倒是不妨去照着服用的。可话得说回来,我国历来名家医案又何止数百,尽可供医者患者参阅,又何必到小说中寻找方子来吃呢%3f

《红楼梦》写到的东西太多了,举不胜举。诸如建筑、园林、服饰、器用、饮食、医药、礼仪典制、岁时习俗、哲理宗教、文赋诗词、音乐美术、戏曲游艺……无不头头是道,都有极其精彩的描述。故小说曾被比作“百科全书”,这就其内容的丰富性来说,自然是恰当的。只不过百科全书是百科知识的简单集合和罗列,彼此并不相关。而《红楼梦》则是将这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有机地组合在一个完整的极精巧的艺术作品之中。这需要作者有多么广博的知识和高深的修养啊!在这方面,曹雪芹的多才多艺是无与伦比的;也只有他这样的伟大天才,才能写出《红楼梦》这样一部涉及领域如此之广,能综合体现灿烂的中华文化的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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